
《孙子兵法》曾言:“军无辎重则亡,无粮食则亡,无委积则亡。”《大唐秦王词话》亦提到:“三军未动,粮草先行。”此外,《草庐经略》也强调了围城三招,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“夺其粮草,断其粮道。”从这些古代兵法的记载中,不难看出,战争中后勤补给的关键性,尤其是粮食的供应股票炒股配资平台,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核心因素之一。
不仅仅是在古代,战争中的后勤保障在任何时代都是至关重要的。在我国艰苦的抗战岁月里,粮草同样是支撑抗战的重要资源。当时的中国战乱不断,民众疾苦,且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数量大大减少。和平年代的农田少了,大地主和大农户也霸占了大部分的农业物资,这使得士兵和战地居民的粮食保障成了一个巨大挑战。如何从这些地主手中夺取粮食以保证后勤供应,成为了抗战指挥员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。
而抗战时期的困境堪比“屋漏偏逢连夜雨”。尤其是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,日军的侵略行径愈加猖狂,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进行的侵扰。日军的战略调整使得他们的主力集中向我方解放区进攻,采取“蚕食”与“屠戮”策略,甚至不惜摧毁我方的粮食储备点,烧杀抢掠,几乎如蝗虫过境般,将能带走的一切物资掠走。
展开剩余83%与此同时,日军通过控制东北的粮食生产基地,借助合作社和采运社等机构,垄断粮食的运输与分配,将粮食控制在自己手中,迫使百姓交出存粮,用以控制粮价,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的压迫。为此,国内民众痛恨至极,甚至创作了反抗日本抢粮的民歌,表露了对日军的深恶痛绝。
然而,不仅日军如此,国民党政府亦不甘示弱,时常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与制裁,采用铁路为柱、公路为链、碉堡为锁的方式,切断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,试图阻止乡村与城市的物资流通。日伪军不断骚扰,地主阶级则囤积粮草,坐享其成,民众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境地。更为严重的是,周围的旱灾和蝗灾也让本就不富裕的农业生产雪上加霜,粮食问题几乎到了无粮可吃的程度。
毛泽东曾回忆道:“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,没有油吃,没有纸,没有菜,战士没有鞋袜,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。” 这段话反映出当时根据地所面临的极端困境。1942年,刘伯承与邓小平在给冀鲁豫地区的信件中指出,粮食问题已成为最紧迫的难题,不仅影响军队的行动,也威胁到党和军民之间的信任。
最初,民众还会慷慨地将粮食送给根据地的士兵们,但这种方式并不是长久之计,因为百姓自身也面临着生存压力,且依赖于民众的补给,实际上与日军掠夺民众的财富没有本质区别。根据高陵县的报告,当时的民众困苦至极,每人每天只能勉强吃到六两粮食,而在更艰难的时刻,甚至只能啃树皮、吃树叶等荒草充饥,很多人饿死或冻死在路边。
而晋冀鲁豫边区原本是中国最适合种植农作物的地区之一,若没有战争的干扰,这里完全能够提供充足的粮食。然而,接踵而至的灾难让这个地区的农业生产几乎陷入崩溃,粮食供给不足成为了悬在每个人头上的利刃。
1938年夏,杨得志率领的115师344旅奉命前往冀鲁豫平原开辟抗日根据地。时值日军扩大战争态势,目标锁定徐州等战略要地,而此时调往该区域的日军主力多为参与淞沪会战的精锐,实力强大。冀鲁豫地区的战略地位也愈发重要,因此,杨得志和他的部队肩负着艰巨的任务。
尽管如此,杨得志并没有时间顾及后勤问题,迅速投入到与伪军的激烈战斗中。几天后,杨得志成功指挥部队截获了一支冀南逃窜的伪军,俘获了千余敌军,取得了丰硕的战果。这次胜利不仅肃清了数十里范围内的伪军,还为建立根据地提供了基本条件。冀鲁豫支队也因此顺利成立,杨得志成为了支队司令员。
然而,寒冷的冬天即将来临,如何为这些士兵和民众提供过冬的粮草和棉衣,成为了杨得志面临的最大挑战。由于后勤极度困难,杨得志不得不向上级求援。彭德怀得知情况后,虽然深感困境,但最终还是拿出了1万银元,帮助杨得志缓解燃眉之急。
拿到这笔钱,杨得志虽然松了一口气,但他心里却也感到愧疚。他明白,弹尽粮绝之时,绝不能总是依赖自己人。他和部下商量后,决定向那些囤积财富的地主们寻求解决办法。
在寻找合适的目标时,杨得志选择了一个名叫高圣军的地主,这位地方大汉奸不仅侵占了大量土地,还与日军勾结,迫害百姓。杨得志决定以高圣军为典型,展开行动。这个地主大肆积攒财富,却对百姓的疾苦视而不见。杨得志和当地的百姓一道闯入高圣军的宅邸,将其抓捕并游街示众,揭露他与日本人合作的罪行。
这次行动非常成功,最后高家以7万银元的赎金换回了高圣军的自由,这些银元成为了我军购买过冬物资的关键。杨得志虽然心有不甘,但这笔钱最终帮助我军渡过了难关,确保了士兵们能够度过一个相对温暖的冬天。
然而,正如杨得志所言:“这一次拿了彭老总的钱,可就没有下一次。”敌人仍然是最根本的财富来源,地主阶级如果能为抗日事业做出贡献,或许还能得到一定的宽容;但对于那些像高圣军这样恶劣的奸商,我党绝不会手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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