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孙子兵法》曾言：“军无辎重则亡，无粮食则亡，无委积则亡。”《大唐秦王词话》亦提到：“三军未动，粮草先行。”此外，《草庐经略》也强调了围城三招，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“夺其粮草，断其粮道。”从这些古代兵法的记载中，不难看出，战争中后勤补给的关键性，尤其是粮食的供应股票炒股配资平台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核心因素之一。
不仅仅是在古代，战争中的后勤保障在任何时代都是至关重要的。在我国艰苦的抗战岁月里，粮草同样是支撑抗战的重要资源。当时的中国战乱不断，民众疾苦，且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数量大大减少。和平年代的农田少了，大地主和大农户也霸占了大部分的农业物资，这使得士兵和战地居民的粮食保障成了一个巨大挑战。如何从这些地主手中夺取粮食以保证后勤供应，成为了抗战指挥员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。
而抗战时期的困境堪比“屋漏偏逢连夜雨”。尤其是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，日军的侵略行径愈加猖狂，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进行的侵扰。日军的战略调整使得他们的主力集中向我方解放区进攻，采取“蚕食”与“屠戮”策略，甚至不惜摧毁我方的粮食储备点，烧杀抢掠，几乎如蝗虫过境般，将能带走的一切物资掠走。
展开剩余83%与此同时，日军通过控制东北的粮食生产基地，借助合作社和采运社等机构，垄断粮食的运输与分配，将粮食控制在自己手中，迫使百姓交出存粮，用以控制粮价，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的压迫。为此，国内民众痛恨至极，甚至创作了反抗日本抢粮的民歌，表露了对日军的深恶痛绝。
然而，不仅日军如此，国民党政府亦不甘示弱，时常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与制裁，采用铁路为柱、公路为链、碉堡为锁的方式，切断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，试图阻止乡村与城市的物资流通。日伪军不断骚扰，地主阶级则囤积粮草，坐享其成，民众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境地。更为严重的是，周围的旱灾和蝗灾也让本就不富裕的农业生产雪上加霜，粮食问题几乎到了无粮可吃的程度。
毛泽东曾回忆道：“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，没有油吃，没有纸，没有菜，战士没有鞋袜，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。” 这段话反映出当时根据地所面临的极端困境。1942年，刘伯承与邓小平在给冀鲁豫地区的信件中指出，粮食问题已成为最紧迫的难题，不仅影响军队的行动，也威胁到党和军民之间的信任。
最初，民众还会慷慨地将粮食送给根据地的士兵们，但这种方式并不是长久之计，因为百姓自身也面临着生存压力，且依赖于民众的补给，实际上与日军掠夺民众的财富没有本质区别。根据高陵县的报告，当时的民众困苦至极，每人每天只能勉强吃到六两粮食，而在更艰难的时刻，甚至只能啃树皮、吃树叶等荒草充饥，很多人饿死或冻死在路边。
而晋冀鲁豫边区原本是中国最适合种植农作物的地区之一，若没有战争的干扰，这里完全能够提供充足的粮食。然而，接踵而至的灾难让这个地区的农业生产几乎陷入崩溃，粮食供给不足成为了悬在每个人头上的利刃。
1938年夏，杨得志率领的115师344旅奉命前往冀鲁豫平原开辟抗日根据地。时值日军扩大战争态势，目标锁定徐州等战略要地，而此时调往该区域的日军主力多为参与淞沪会战的精锐，实力强大。冀鲁豫地区的战略地位也愈发重要，因此，杨得志和他的部队肩负着艰巨的任务。
尽管如此，杨得志并没有时间顾及后勤问题，迅速投入到与伪军的激烈战斗中。几天后，杨得志成功指挥部队截获了一支冀南逃窜的伪军，俘获了千余敌军，取得了丰硕的战果。这次胜利不仅肃清了数十里范围内的伪军，还为建立根据地提供了基本条件。冀鲁豫支队也因此顺利成立，杨得志成为了支队司令员。
然而，寒冷的冬天即将来临，如何为这些士兵和民众提供过冬的粮草和棉衣，成为了杨得志面临的最大挑战。由于后勤极度困难，杨得志不得不向上级求援。彭德怀得知情况后，虽然深感困境，但最终还是拿出了1万银元，帮助杨得志缓解燃眉之急。
拿到这笔钱，杨得志虽然松了一口气，但他心里却也感到愧疚。他明白，弹尽粮绝之时，绝不能总是依赖自己人。他和部下商量后，决定向那些囤积财富的地主们寻求解决办法。
在寻找合适的目标时，杨得志选择了一个名叫高圣军的地主，这位地方大汉奸不仅侵占了大量土地，还与日军勾结，迫害百姓。杨得志决定以高圣军为典型，展开行动。这个地主大肆积攒财富，却对百姓的疾苦视而不见。杨得志和当地的百姓一道闯入高圣军的宅邸，将其抓捕并游街示众，揭露他与日本人合作的罪行。
这次行动非常成功，最后高家以7万银元的赎金换回了高圣军的自由，这些银元成为了我军购买过冬物资的关键。杨得志虽然心有不甘，但这笔钱最终帮助我军渡过了难关，确保了士兵们能够度过一个相对温暖的冬天。
然而，正如杨得志所言：“这一次拿了彭老总的钱，可就没有下一次。”敌人仍然是最根本的财富来源，地主阶级如果能为抗日事业做出贡献，或许还能得到一定的宽容；但对于那些像高圣军这样恶劣的奸商，我党绝不会手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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